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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路上,不只是批判(王琰)  

2013-04-17 09:09:30|  分类: 就业职业与事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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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就是经常就公共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是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简单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依赖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用言论关怀和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中一种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即,在通常情况下,这类知识分子更加强调自身的公共化伦理使命,并以积极的姿态随时随地地将自己纳入公共化的现实领域,为建立一种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文明秩序而努力。

在我国,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2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4公知往往是一些占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

由于“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兴起的时代仍然是传统媒体占主流,因此媒体上的发言权也仍由那些带有头衔的“知名人士”所掌握,其中关心公共事务的就很容易成为公知。从历年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当中的绝大部分。而且这类人群,尤其是大学教师,一般还具有某一方面(通常还是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这就使得他们的发言水平能够有保证,也更具信服力。

公知之所谓“公”,主要是他们的价值立场“为公”,公知们往往以公共利益代表自居。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他们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自己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的。所以人们经常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这些公信力激励着公知们的道义担当。

“公知”一词逐渐被异化,反而成为了带贬义的称呼。在网络逐渐发达以后,曾几何时,与“专家”、“教授”等词汇一样,“公知”也渐渐成了带贬义的词汇。在很多语境中,“公知”往往成为到处乱喷、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他们甚至遭到关于动机的指责,一些观点相左者认为他们“被外国收买”、“搞乱中国”等等。

公知确实有的水平不高。事实上,“公知”一词的污名化以及这一群体遭到批评,当然有他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公知们虽然通常具有一些专业知识,但是也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在一些新闻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上免不了过于依赖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公知年龄层次相对偏大,接受教育较早,知识相对也会比较老旧,有时候会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所以公知们虽然心系社会,也时不时会提出一些不靠谱的建议。一个人写东西是带有目的性的,思想碎片很容易误导人,为求轰动,求名利的东西,不必当真。有时候发一些新闻碎片,不深究其真实性,盲目泛滥的同情心确实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了,“人皆有怜悯之心”,“同情心”要在真实在后!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处政府供养的学术机构,加上年龄、视野的局限,也使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微博的出现使得他们的缺点被放大。一个不得不重视的时间节点是微博的开通。微博的存在使得公知和普通人的话语权差距一下子拉平,不同阶层的人们有了平等交流的权利。原本似乎“高高在上”的公知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微博上被人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和推敲,并反复接受不同观点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公知的一些知识、视野不足的毛病,一些不妥的举动,甚至是应对公众时公关能力的不足,都被放大了。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错误,加上一些观点对立人士的攻击,就成为了“公知”群体的“罪证”,而影响了整体的信誉。

当然,同时不得不提的是,由于网络的发达,信息的爆炸,普通人学习的门槛越来越低。原本只能在高等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掌握。一些年轻一代由于走在时代前沿,知识水平已经不逊于年龄较大的公知们,视野则更为开阔,在微博上的观点碰撞中常常能够胜出。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公知们存在的必要性。如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片面地摘取一部分信息就开始围攻开战,甚至有的提到的著作观点部分人也不一定了解,就主观臆断的进行发表。“公知”成贬义词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话的严谨性!

然而公知们也在大力呼吁改革,维护公民权利。虽然公知们确实存在着自己的不足,他们的正面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大多数遭到攻击的“公知”通常也是改革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例如经济学界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教授,也一直致力于呼吁和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茅于轼前不久还获得了“弗里德曼经济学奖”。

公知们也热心于维护公民权利,不仅如此,在不少新闻事件中,更能看到公知们直接参与其中的身影。从法律援助到国家建设提案,从震地支援到山区支教,从鲜血救人到失物招领,公知们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国也需要更多的人为“公共”而发声!近来我在看关于李承鹏的《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略感震愤,可有的细想也不能把话说绝对了,毕竟此书主观性太强!有人在售书会公然袭击,却也无奈。那些观点确实立场太过强硬,不过分析的还是不错的。社会上的角色总会被赋予一种社会期望。违反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我们理所当然认为操场上就应该有垃圾,别人没捡,你去捡了,你就是一个“不正常”;路上以为老人摔倒,没人扶,你去扶了,你又是“不正常”,如此,我们的社会真是“不正常”了!

“公知”的污名化似乎造成了一种结果,网络上似乎不少人都对“公知”的名号敬而远之,仿佛带上了某种原罪。然而与此同时,无论议论时政而不敢自称公知的,抑或是猛烈批评公知的,他们又何尝不是自认为代表公共利益发声?诚然这些人似乎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头和其他头衔背景,但是在网络发达、话语权分散的当下,没有人先天占有多少优势。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视为“公知”。当下中国的公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外国需要公知,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公知,以推动改革和社会进步。

社会对待公知要宽容。公知们有许多错误,当然值得批评,他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是这种代表公众的立场,无疑值得称赞。如果仅仅因为公知们水平不高,言论出了一些小的错误,就无视他们的初衷和良心,把它们彻底否定,并站到公知们的对立面,标榜“独立思考”,那就反而陷入了为争论而争论,为反对而反对的误区,除了自己搏出位吸引关注以外,对他人没有任何好处。社会应该营造对公知的宽松环境,激烈讨论观点,但不涉及人身攻击。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知的行列

“公知”路上,不只是批判,更多是的思考,是希望。 社会不是靠“真实”来发展的,而是靠希望和思考向前进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寻找真实的层面,那些就是客观存在的,不给自己思考和希望,社会也是没法进步的。此次最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对所谓“公知”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要盲目,传播观点也要谨慎。这个方面建议大家多读史书,对社会发展有个系统认识,不以偏概全!在披露问题时,要严厉,同时也要以乐观态度,唤回人们对理性的信心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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